假帐、新经济与制度思考(中)

　　旧制度无法平衡新经济下的利益构成

　　世界著名大公司连续发生造假账事件不是偶然的。这不是个别或少数缺乏基本诚信的人违法违规所能解释的现象。我们需要深究，为什么这些“假账”事件连续地发生在世界著名的大公司身上。而且一个几乎可以断言的前景是，实际上远不止美国的公司，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将有机会看见发达国家的很多大公司都将面临类似的难堪。因为全世界的大资本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

　　从理论上说，制度建设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就是人们常说的诚信。诚信的本意就是自觉地遵守制度。当人们意识到，遵守制度可以更大限度地维护自己利益时，大多数人都会选择自觉遵守制度。导致这样一个结果的基础是，制度必须能够使多方面的社会利益构成部分在矛盾冲突面前得到平衡。通俗说就是，制度得保证每一个社会利益群体的合法利益都能够得到必要程度的维护。

　　第二个层次是维护诚信的制度效率。任何社会都会有缺乏诚信、唯利是图到企图依靠破坏制度来牟取私利的人。维护制度仅仅靠竞争、消费者选择等市场化力量不行。关键是要有能够及时发现那些违规者，并且对这些违规者施以惩罚的社会强制力量，例如政府的力量、法律的力量。而且这种惩罚还得强大到足以使违规成本远远超过违规收益。这就是“监管”。无须讳言的事实是，在低效率的制度背景下，好人也会被迫用“违规”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如果一个社会诚信不倡，那么首先就得检查这个社会维护诚信的制度效率是否太低。

　　第三个层次是对制度本身的调整机制。没有一个制度是可以永远“摆平”所有方面的社会利益群体的。当社会某一个群体已经无法用遵守制度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时，他们就会转为选择破坏制度来主张自己的利益。在资本主义工业化阶段，其“血汗工厂'制度”的监管不可谓不严格。但当劳动要素的利益与资本要素的利益尖锐到无法调和时，“罢工”以致“暴力革命”等对制度的反抗就必然会发生。在我国改革开放前的农村，在“一大二公”的制度体系下，当农民无法用遵守制度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时，无穷无尽的“政治运动”也无法阻止农民用“出工不出力”的办法来抵制制度。这种情况下，“监管”已经无能为力。调整制度本身就成为必要。例如在战后发达国家中资本对劳动要素的利益妥协，例如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与经济关系的调整。

　　我们注意到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在当今这个世界上，支撑市场经济运行的制度仍停留在工业化阶段平衡社会利益构成的基础上。而在现实中，原有的资本补偿方式已经不能满足资本利益的基本要求，但新的方式还没找到。之所以出现许多世界著名大公司造“假账”的事件，根本原因在于世界还没有找到适应“新经济”的新制度。据2002年《财富》杂志公布的数据，上年全美收入最高的500家公司，其年盈利总额已经从2000年的 4440亿美元跌至2001年的2060亿美元，下跌了53％。“世通”公司造假的方式其实很简单，就是把“经常性支出”的账记到了“资本性支出”栏目。通俗说就是，把应当摊入成本的支出还当成投资记在账上。用中国企业更熟悉的语言说，就是“不摊折旧”。不摊折旧不就虚增利润了么?

　　资本面临无法补偿的危机，于是就“饮鸩止渴”，靠造假账，特别是虚增利润的假账来吸引投资者，以促进资源向这个领域大规模集中。因为离开资源的大规模集中就不可能有新经济。可以断言的是，监管、审计、公司治理实际上都难以应对技术进步这个挑战。一个极其重大的新问题在考验人类智慧：新经济条件下，资本该怎么活？

　　也许会有人诘问，安然公司是一个传统的能源公司，技术进步导致的资本“无形损耗”远没有高科技领域那么显著，为什么安然公司也会造假呢?这个问题不难解释。前期全社会对“新经济”的过度乐观预期导致资源迅速向高科技企业集中，导致传统产业与高科技产业之间在争夺增量资源投入上的尖锐冲突。在对增量资源投入的竞争中，传统产业作出了两个选择：一个是安然公司的造假，一个是美国加州的大规模电力危机。这同样是新经济的挑战，不过是挑战的另一种提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