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优势

　　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技术、劳动力、自然资源和市场在全球范围内按照更优方式的重新配置。强势国家因获得更多的资源和市场而受益，弱势国家则可能丧失原来支配的资源和市场而被边缘化。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内生的增长机制已形成。主动融入全球化进程，不断把后发展的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中国有望成为最大的受益国。

　　一、主动融入全球化进程可以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

　　1.人口众多的大国优势

　　人口众多曾是长期困扰中国经济的最大障碍。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一劣势正在向比较优势方向转化，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一方面，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可以长期维持低工资成本的优势；另一方面，人口众多，潜在市场需求巨大。在资源全球重新配置过程中，廉价劳动力和巨大市场潜力吸引大量外资进入，尤其是随之带来的技术、管理知识和市场开发能力。这些稀缺要素与中国优势的结合，是中国20多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因。自2002年加入WTO，中国的对外开放步入一个新阶段，3年来的发展更充分显示出中国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比较优势：

　　(1)对外贸发展速度显著加快。2001年中国进出口同比增幅仅7.5%，从2002年起中国外贸猛然提速。2002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增长21.8%，2003年增长37.1%，2004年增长35.7%，3年间外贸总额翻了一番，全年外贸总额达1.15万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德两国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国。2003年全球进出口商品贸易总额为15.2万亿美元，其中美国为13%，德国为9%，中国不到6%，2004年中国将达7%左右。按照近3年的增长速度或稍低一点，在今后几年中，中国将在贸易总额上超过德国，在出口总额上超过美国，2010年后不久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这一预测是建立在中国经济有很高的外贸依存度之上的，2004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将达GDP的70%左右，远远高出美国、日本、巴西、印度、俄罗斯等大国，日本对外贸易占GDP的最高年份只有36%。在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同时，中国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一是人民币升值压力越来越大。由于人民币升值压力在相当程度上是因近年来美元大幅度贬值所致，通过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调整和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范围的改革，这种压力也不会对中国对外贸易构成实质性影响。二是针对中国出口的保护主义有愈演愈烈之势。尽管近年来针对中国的保护主义案例和涉案金额增速很快，如2003年共有19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反倾销、保障措施及特保立案59起，涉案金额比上年增长了178%。但涉案金额的绝对数相对中国出口来说并不算大，约为22亿美元。随中国的积极应对和反贸易保护经验的积累，也不会对中国内生的比较优势构成根本性损害。

　　(2)直接利用外资迅速增长。自2002年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突破500亿大关以来，中国已连续2年成为世界上使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第一大国。2004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606亿美元，仅低于美国的1210亿美元，世界排名第二。由于中国利用外资的水平建立在劳动力成本低廉和潜在市场的巨大比较优势基础之上，只要经济保持持续增长态势，在短期内将没有国家能够取代中国的地位。

　　2.劳动力成本的长期比较优势

　　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中国具有极强的国际竞争力，这早已是公认的事实。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优势的长期性，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1)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低成本优势将长期维持。东亚先期发展国家经验表明，随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这类产业很快会因工资成本上升在国际间发生梯度转移。由于中国劳动力供给潜力巨大，许多改革开放之初就已形成的产业，20多年后工资成本仍没有多大变化。直到最近两年发达地区的“民工荒”才显露出工资向上的压力，距竞争力丧失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况且，这些产业在国内的梯度转移和赋予农民工市民待遇的社会政策改革，将延缓工资成本上升的过程。可以预测，这种竞争优势维持的时间大体与城市化进程一致。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仅为40%左右，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人均GDP处于同一水平的国家，农村中仍积压着大批剩余劳动力。假设城市化率达到80%时，剩余劳动力潜力释放完毕，即使按照2000年以来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速度计算，即年均提高一个百分点左右，由农村剩余劳动力支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也能维持40年左右。

　　(2)中国在中高技能劳动力成本方面的优势开始显露。1990年代以来，由于就业压力增大，以升学为目的的中学教育和重视工程教育的高等教育体系的优势逐步显现，使中国在资本和技术密集的产业开始形成很强的竞争力。跨国公司大举进入中国，一些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中心移往中国就是一个明证。欧盟委员会刚刚发表的2004年竞争力年度报告认为，过去中国商品一般集中在“质量好但技术含量低”的产品上，但现在中国已成为一个“产品成本低但技术含量高”的国家，已对欧盟形成“一种挑战”。目前，中国的这种优势才刚刚显露出来，随高等教育的普及和职业教育的发展，高技术人才在工资成本上比较优势将会越来越突出。中国从“制造业大国”成长为“制造业强国”只是时间问题。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中高层次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呈上升趋势，人们担心中国在这方面的竞争力将很快丧失的看法不无道理。但是，这主要是中国教育体系缺乏灵活性，不能及时反映劳动力市场供求变化所至：一方面，社会上积压了大批渴求接受高等教育和提高劳动技能的学子；另一方面，因高等教育规模限制和职业教育体系落后，公众受教育的需求和企业对低成本人才的需求又不能得到满足，教育体系不能把潜在优势迅速转变为现实优势。1999年以来为扩大内需的高校扩招扭转工资上升趋势，随近两年扩招学生进入就业市场，已开始拉低应届毕业生的工资水平，显现出中国在这方面的潜在竞争优势。2004年全日制高校招生420万，近1998年的108万的4倍，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超过了2000万人，毛入学率超过19%。目前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的毛入学率超过50%，有重视教育传统的中国在这方面潜力还很大，随国民收入增加，这种潜力将逐步释放出来。

　　各层次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将使未来中国不仅在低层次产业具有极强竞争力，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也具有很强竞争潜力，这是任何先期发展国家都未曾有过的情况。

　　3.巨大市场潜力的长期优势

　　除廉价劳动力优势外，同样基于人口众多的巨大的市场潜力是吸引外资及其稀缺性资源进入中国的另一重要原因。随经济长期高速发展和市场潜力的释放，“用市场换技术”的策略有了实施基础。跨国公司为抢占中国这个未来有可能超过北美和欧洲巨大市场，即使短期不能盈利，也要进入中国。这种行为给中国带来梦寐以求的高端技术、管理知识和市场开发能力，这些稀缺性资源与中国廉价劳动力的结合，使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分工体系重构过程中具有了极大的比较优势。目前，中国的人均GDP刚跨过1000美元，市场需求的潜力还非常大。

　　中国要长期维持市场潜力巨大和劳动力成本方面的国际竞争优势，除了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外，将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持续的城市化进程，这是今后需求持续扩张的主要源泉；二是教育体系调整和体制改革，以适应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对劳动力素质提高的要求。由于在这两个领域的发展与改革不能单单依靠市场化来推进，社会政策的改革和社会结构的重大调整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将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只要中国始终把自己的比较优势主动融入到全球化进程中，经济高速增长的潜力至少还有几十年时间。

　　二、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可以弥补中国的比较劣势

　　自然资源相对匮乏和就业压力巨大是困扰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主要问题，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化解这些劣势。

　　1.全球化有利于中国利用国际自然资源

　　中国矿产资源的绝对量不低，但人均占有量却很贫乏。同时，还存在资源结构不合理，品种不齐全，一些矿产资源量虽然很大，但品位偏低，可利用效率不高等问题。随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资源耗费量不断增大，资源短缺矛盾日益突出。目前，在中国45种主要矿产中，有一半以上资源储量消耗速度大于探明矿藏增长速度。石油、富铁矿、铜、钾等大宗矿产进口量逐年增加。2004年中国原油进口首次突破亿吨大关，达12272万吨，成品油进口3788万吨。按照此速度增长，今后一两年进口量将接近或超过自产量，按原来的预测，要到2010年中国石油及制品的对外依存度才会达到50%。在这种背景下，主动融入全球化进程有利于中国参与国际分工，进口短缺资源，出口制成品，通过大进大出解决自然资源匮乏问题。

　　目前，中国资源耗费的产出与先进国家比有很大差距，综合能耗约为发达国家的4倍。这固然与经济效率不高，资源耗费量过大有关，需要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逐步加以解决。但是，这种现状也有相当的合理性：一方面，这与现阶段中国的产业结构有密切关系。发达国家已完成了工业化，资源耗费大的产业完成了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国内保留的主要是耗费少、附加值高的加工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及服务业。作为后发展国家，中国的主导产业是资源耗费量大的重工业。由于产业的升级换代不可能一蹴而就，能耗比高于发达国家还将维持相当长的时期。另一方面，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高速发展时期，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是这一发展阶段的重要特征，公路、港口码头、铁路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源量耗费量极大，直接产出却不高。这中国GDP只占世界的4%，却耗费了全球27%的钢材和40%水泥的最主要原因。只有在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告一段落，资源耗费的产出比才会逐步提高。所以，那种一味批评中国资源利用效率低，忽视经济成长阶段的看法带有相当片面性。那种认为担心中国资源对外依存度过高，主张限制国内一些产业发展的观点更不可取，如那种因国际市场原油涨价而主张限制汽车产业发展的观点。值得注意的还在于，目前发达国家每单位产出耗费的石油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3倍多，中国产出的能耗比已接近那时发达国家的水平。

　　2.全球化有利于促进就业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就业压力将长期存在，压力主要来自城镇新增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国有经济改革造成的下岗失业人员3个方面：目前每年城镇新增800万就业者；按照2000年以来每年城市化率递增1个百分点估算，每年需要形成1000多万个就业岗位；国有经济改革形成的就业压力会随时间推移逐步减弱，但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仍不能低估。按此预计，在到2020年的未来10多年中，每年至少新增2000万个就业岗位，才能缓解日益突出的就业问题。这一数量远远超过改革开放25年来，年均新增就业岗位1400万的水平。

　　从动态角度看，就业压力表现为经济的增长与就业增长不同步，就业增长率低于经济增长率。其实，这不过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资源的全球配置一方面促使发达国家加快产业升级换代，技术进步越快的国家，就业增速慢于经济增速的现象就越突出；另一方面后发展国家则通过竞相压低劳动成本的竞争来接纳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产业，这使劳动成本最具竞争力的国家同时是就业增速低于经济增速差距最大的国家。因此可以理解，这种现象在全球化受益最大的美国和中国表现的最为明显，目前中国的就业弹性仅为0.2左右，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0.3—0.4的水平。这是在全球化中获益的国家不得不付出的成本，也是其面临：的最大挑战。

　　对于中国来说，劳动资源丰富就像一把双刃剑：它有利于劳动低成本优势的形成；但要维持这一优势又需要不断将潜在的劳动供给转变为现实供给，通过增加各层次劳动力供给来降低工资水平，以维持竞争力，这又会使就业压力长期化。尽管经济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之比下降，但增长仍拉动就业绝对量增加，全球化对中国就业的效应仍是利大于弊。

　　三、全球化有利于完善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全球化不单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同时也是市场经济规则在全球范围内的一体化过程。因此，中国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仅意味着资源上的扬长避短，也意味着经济运行规则与国际接轨。

　　纵观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经历，对外开放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效应大于改革。一方面，由于在传统体制中缺乏市场经济体制基础，借鉴发达国家市场体制的经验大大节约自我探索的交易成本。在这方面，大到市场经济制度确立，小到现代企业制度、知识产权观念和制度的确立，再具体到企业经营方式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发达国家经验。另一方面，由于原有利益结构的刚性，许多重大的改革措施仅仅依靠自身改革很难迅速推进，往往是在借助全球化的利益诱致和外来压力下才得以快速确立。例如，按照加入WTO的承诺，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很短时间内就修改和废除了与市场经济相悖的数千条法规；电讯、电力、金融和公用事业中的行政性垄断也是入世压力下才有了实质性松动。

　　全球体制的一体化对中国的影响并非是单向的，主动融入全球化进程也为中国影响甚至改变原来由美欧等发达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提供了可能。打破WTO多哈回合谈判僵局，迫使发达国家在农产品贸易方案上对发展中国家做出让步，就是一例。不过这仅是在经济规则的政治决策领域的初步尝试，对包括技术标准在内的经济规则的实质性影响，最终取决于经济实力和竞争力。正像目前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许多国际经济规则在很大程度上由中国厘定，其他国家只有利用政治手段才能在边际上对其发挥影响。

　　由于中国在体制上与发达国家落差较大，这也是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尤其金融等关键领域中改革滞后，是一个典型的弱势产业，在与国际接轨时，如处理不当，可能遭受冲击，甚至可能中断正常的发展进程，需要认真应对。

　　总之，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来说是利大于弊。这一结论不仅为中国20多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所证明，也为外国经济学家采用计量方法加以了说明。阿克塞尔德勒赫的研究表明，1975—2000年间中国的经济全球化指数上升了2.14个百分点，这直接导致了同期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上升了2.33个百分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制度等方面与发达国家仍有很大落差，把潜在的后发优势转变为现实优势还有很大空间。只要不断调适自身体制，以主动的姿态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国在这一进程中的收益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获益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