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品牌：中国制造与日本制造

     中日制造企业并没有针锋相对，而是各自在舞台上以自己的节奏跳着舞。这也许是因为中国制造还难以从真正意义上和日本制造展开旗鼓相当的对话？
    
     主 持
    
     秦 朔 《南风窗》总编辑
    
     马 云 阿里巴巴(中国)网络公司首席执行官
    
     嘉 宾
    
     吉村久夫 日经BP社社长
    
     张房有 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魏 新 北大方正集团董事长
    
     李兴浩 广东志高空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千叶明 日本大使馆商务参赞
    
     李亦非 维亚康母中国区总裁
    
     中日制造企业并没有针锋相对，而更像独自在台上以自己的节奏跳着舞
    
     本场论坛一开场，主持人就抛出“亲日派”和“亲中派”的设计，也许是想让论坛的气氛变得更热烈一些。然而最终的结果证明，这里没有成为擂台，中日制造企业并没有针锋相对，而更像一个舞台，两方独自在台上以自己的节奏跳着舞，也许是因为中国制造还难以从真正意义上和日本制造展开旗鼓相当的对话？
    
     但这里同样浓缩了两国制造业的焦点问题。“亲日派”们充分表达了对日本企业品牌塑造、产品质量、服务理念的崇拜，他们为“日本制造”的精华所折服，“亲中派”依然沉浸在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所拥有的廉价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日经BP社会长吉村久夫的发言传达了“日本制造”谦逊表面之下的高傲，他们深信尽管经历了“十年衰退”，日本仍然是强大的经济体，而且“日本制造”正在向更高端挺进，这是后来者难以企及的；论坛上有两个企业家是来自不同体制下的“中国制造”—张房有、李兴浩，前者让我们依稀感觉到依存在日本企业之下的国有汽车制造企业的无奈与尴尬的生存状态，后者则表露了中国民营企业只把日本企业看作小学老师，决心用土办法超之、赶之的姿态。
    
     “亲日派”与“亲中派”
    
     马云声称自己是“亲日派”。他自称，三年前他第一次去日本之前，对日本的看法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有很多古怪和片面的东西，但后来他发现和日本接触的越多，越发现日本制造业是如此厉害，越觉得自己并不了解日本。“我买的日本电视从来没坏过，偶尔还会接到一个询问是否需要服务的电话，我想最好的服务是不需要服务，”马云说，“日本企业刚刚经历过的低迷，中国企业有一天也会经历。”
    
     李亦非对马云的观点进行了补充。她认为，日本品牌的魅力在于它有很多内涵，象征着服务和质量的保证，具有很高的技术含量和知识产权，它具有持续性和长久性，而中国的许多品牌常常是昙花一现。“日本企业在品牌经营上的‘大目标、大胆量、大手笔’值得中国企业学习。”李亦非说。
    
     秦朔很理解马云“亲日”的立场，但他长期在广东工作，与广东家电企业接触较多，他要为“中国制造”说点话：“中国企业有几个优势，第一，成本优势；第二，中国本身是一个内需很大的市场；第三，有强烈的学习意愿，产品更新迅速比单纯追求一个非常完美的产品更重要。中国企业可以以此来弥补在核心技术和国际化管理上的劣势。”但魏新对此并不认同，他认为中日企业之间最大的差距在于中国企业没有核心技术，中国凭借廉价而高质量的劳动力成为世界工厂实际上是全球资源配置的转移，这种转移曾经发生在拉美国家，后来拉美出现了技术空心化的危机。“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只是暂时的，我们不能重蹈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的覆辙，”魏新说，“中国企业必须要在核心技术上拥有竞争力，否则世界工厂从中国转移到非洲，那时我们该怎么办？”
    
     当“中国制造威胁论”在日本盛行的时候，有关如何面对、战胜“中国制造”，日本各界各抒己见，其中以日经BP社社长吉村久夫提出的“日本制造战胜中国制造的五张王牌”和“七大秘诀”最为知名。吉村本人认为“日本制造已经没有竞争力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他在本次论坛上同样在为日本企业打气。他谈到，日本经济的低迷状态已经走到了头，2003年GDP增长率已经达到2%；日本企业通过甩掉“赘肉”、内部推行信息化，增加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开发，并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使经济收益得到恢复。伴随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日之间的经济摩擦也不断发生，但中国的发展对日本绝不是威胁，而是巨大的推动力。他认为日本企业现在面临三个课题：经济全球化、技术尖端化和社会的高龄化。日本有600多万中小公司，吉村承认，它们的经营受到中国产品的猛攻，但这些企业往往拥有连大企业都不具有的优秀技术。它们要在特定的领域中做“only one”，因为他们认为只要是“惟一”就必然是“第一”。
    
     “中日混合制造”
    
     对广汽集团的老总张房有来说，本场论坛的主题算得上是个难题，他不仅置身于受到颇多微辞—缺乏自有品牌和核心技术—的汽车制造业，而且广汽的所有合作伙伴均是日本企业。张房有认为，在合资的制造企业中没有单纯的“中国制造”或“日本制造”的概念，至少这种概念在淡化。他举了广州本田轿车的例子，广汽集团致力于创造企业品牌而不是产品品牌，所以他们坚持要在雅阁车上打上“广州HONDA”。正在这当，马云插话说：“我买了HONDA，但挖掉了前面的‘广州’。”对此，张房有并不认同，他坚持认为广汽打响了企业的品牌，合资企业中的产品很难说是纯日本的，单纯的产品品牌已经淡化，要重新认识“中国制造”与“日本制造”的概念。广汽的三步战略是，第一产品得到认同；第二，与丰田合资生产发动机，2005年产品全部出口；第三步，当有了资本的积累，技术消化得差不多了，开始搞自己的开发，自主开发整车、零部件。
    
     李兴浩是本场最具人气的嘉宾，他所表达的肺腑之言得到的掌声最多，引起的笑声最多。当他创办的志高空调集团只有几十个工人的时候，他就在工厂里的墙上写了“学日本、赶日本、超日本”几个大字。八年后，志高成为其合作伙伴日本三菱的学习对象，三菱每届新任总经理都要到志高拜访李兴浩。李兴浩承认，“中国制造”与“日本制造”有很大一截差距，在中国消费者心中日本的品牌就是质量和服务的保证，但三菱重工也只有把压缩机销售给志高才能在中国市场赚到钱，养活他们的工人，因为志高更会做市场，更了解并能够满足市场的需求。李兴浩说：“我们的对手就是我们的老师，要永远尊敬他，但如果他只是你的小学老师，我们就一定要超越他，这是我做企业的一种民族自信。日本企业拥有核心技术，但我们在买到核心技术的同时更能够满足市场的需求。”李兴浩提出了自己的“笨蛋优势”，即相对于日本企业的严谨、死板，中国企业要灵活变通，就像日本司机半夜也不会闯红灯，但中国企业不会刹车，所以后者终究要超过前者。最后，李兴浩的落脚点是“中日企业团结起来，共同赚世界上的钱。”
    
     给“制造之争”加点文化
    
     日本商务参赞千叶明持一口流利的中文讲述着自己对中日经济文化的理解，他的话犹如一柱黏合剂。尽管李亦非称赞日本企业家胆子大，但千叶明坦承，日本企业家给外界的感觉是“胆小鬼”，因为他们下一个决定往往很慢。千叶明欣赏中国的儒家文化和王阳明的“主观主义”，他甚至认为信仰社会主义是中国的一个优势，“唯物论和辩证法对企业家来说是关键的思想”。千叶明的祖辈是武士阶层，他们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而是在家里做大量的工艺品。千叶先生将日本的“工匠文化”介绍给中国企业家，他说：“工匠文化的核心就是对自己做的事要忠诚、负责。尽管作日本人非常累，但精益求精的态度非常重要。”
    
     话题：丰田的美国化
    
     观众提问：最近一期《财富》杂志的封面文章写的是“丰田的美国化”。丰田是世界第三大汽车制造商，过去两年丰田轿车、卡车在美国的销售额超过了日本本土。为什么这样一个在全球获得成功的企业要推行美国化？
    
     吉村久夫：丰田是基于日本文化的国际企业，这点没有变化，“丰田方式”一直存在。在丰田内部有一本叫“丰田方式”的小册子，丰田在世界上有27万员工和46个工厂，如果不能把丰田理念渗透到各个基本层面，丰田必然失败。但有句古话叫“入乡随俗”，丰田在美国就是百分之百的美国企业，在欧洲是百分之百的欧洲企业。但丰田一直有自己的主心骨，有自己的基本想法和自己的基本理念。它把这种理念在美国进行实验，在欧洲进行实验，在他的遍布世界的工厂里普及，这正是丰田的长处。最早丰田美国公司的总裁是日本人，现在是美国人，这个人也是丰田总公司的董事。现在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但是变的只是外表，内部还有很多不变的东西。
    
     李亦非：这个问题很精彩，它触及了更深层次的东西，触及到“中国制造”、“日本制造”、“美国制造”的灵魂—文化。和美国的多元文化相比，日本的文化更加一元化，或者是少元化。日本企业在建造品牌的时候，传达的信息更注重产品的工艺和流程，欧美品牌宣传的则是精神和灵魂，比如Intel的“蓝人”广告，用一种微妙的表达方式传达了很多层次的信息。欧美的这种表达方法和他们在品牌塑造中传达的灵魂与精神的信息和日本有很大不同。由于日本的文化是一元文化，在品牌的定位和宣传上很容易以主观的方式理解观众，而正像刚才志高集团的老总所说的，不在于你是否有最好的东西，而在于你是否能够满足需求。日本企业要使他们的产品能够传达出更多精神上的东西，他们就需要更多地去理解别的文化、别的消费目标。
    
     秦朔：“中国制造”几个字在中国很多产品上印在最不引人注目的地方，因为“中国制造”和中国品牌到现在为止还是分裂的，在这一点上“日本制造”和日本品牌是统一的。从品牌所传达的核心价值看，日本产品在做品牌传播的时候更侧重功能、工艺，而美国品牌的核心价值里传达很多精神、文化上的东西，这就是丰田为什么要加入美国的文化。而中国现在只有制造，还没有达到制造与品牌的合一，更没有脱离传播品牌的物理功能的阶段。
    
     第二次“珍珠港事件”
    
     看看日本企业当年
    
     如何从美国的“专利打压”中翻身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日美之间每年的贸易顺差达到600亿美元时，美国企业开始以知识产权战略攻击日本的知识战略，美日企业之间的专利纠纷接踵而来。最初日本企业在面对美国侵权诉讼时普遍采取回避姿态，用很高数额的价款和美国公司和解。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家公司曾起诉日本7家公司，后者每家付出了高达3000万美元的专利费；在傻瓜相机的聚焦技术上，日本美能达向美国霍尼维尔公司付出1.5亿美元的赔偿金；富士通因基础软件版权纠纷向IBM支付千万美元的和解费。
    
     日本人曾经感叹，四十年前日本攻击了美国的珍珠港，想不到四十年后日本企业在知识产权上遭到了美国公司“珍珠港式”的攻击。为此，日本在努力支付赔偿金与美国企业和解的同时，加强了对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的投资，争取尽快拥有优秀的知识财产增强谈判实力，并培养知识产品方面的研究、技术人员，以扭转其在国际贸易，特别在知识产权诉讼中的被动地位。到1994年，日本企业在美国申请的专利数已超过英国、 法国和联邦德国3国在美国申请的专利总数。同时，日本企业界拥有了强大的知识产权专业队伍，日本三菱电机公司设立了“知识产权总部”，索尼公司总部从事知识产权工作的员工有近300人，日立公司为310人，丰田135人。
    
     2002年，日本政府成立了以小泉首相为最高领导的知识产权战略会议组，并在内阁设立了“知识产权战略保护部”，确立了“知识产权立国”的战略，矛头直指那些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及生产技术的提高，已经对日本的产业竞争力构成威胁的亚洲周边国家，目前已在中国专门设立了北京调查处。

　　摘自：中国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