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煤化工项目需三思而行 产业发展前景可观

　　若将隐蔽的因素计入成本，中国发展煤化工是否仍然经济可行？2006年12月，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宣布了一项煤化工发展计划，致力于扩大煤化工项目规模，发展煤液化技术。一些示范工程已经在建，或已投入运行。这个清晰的信号意味着政府决定将煤液化技术纳入其石油战略安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该计划还有待政府批准。我衷心希望，在没有仔细衡量潜在的风险和成本之前，中国政府不要急于让如此大规模的煤液化工厂付诸实践。煤液化技术仿佛解决中国石油供应难题的魔法棒，一旦作出决定，无论是对中国还是世界，成败都举足轻重，影响深远。

　　煤液化技术由来已久，即让煤能够转化为一系列不同的液体油品，用作汽油、柴油或者液化石油气的替代物，还可以提供几种化工品的部分原料成分。拥有成熟技术的南非沙索公司曾让国家经济免受石油禁运之苦。壳牌也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将其成功商业化的公司之一。两者都是煤间接液化技术，即先将煤变成气，然后再液化。另一项是煤直接液化技术，即直接将煤变成液体油品，这项技术更加先进，也是可选择的方案之一，不过它还没有在任何国家成功商业化。

　　煤液化工厂需要大量的投资，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成本极高。其每桶油品成本在30至40美元之间，该产业有利可图。当然，具体数字还和煤炭成本高度相关。

　　中国要大量上马煤液化技术很容易理解。中国煤炭储量排在美国和俄罗斯之后，位居世界第三，与此同时，石油储量并不乐观。快速经济发展意味着需要大量的石油衍生品。中国石油进口依存度为45%，如果按照这样的发展速度，2020年石油进口依存度将会升至70%。石油对于交通业和工业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原料。高进口依存度对于中国而言，意味着高成本和高风险。一旦油价走高，则意味着需要拿出更多的外汇储备来购买进口石油；而一旦供应中断，则为国内经济活动带来巨大风险。在此语境下，煤液化项目无论是对中国石油供应安全，还是对于降低进口依存度都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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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目光短浅，这些判断不乏其道理。若要深谋远虑，则必须计入外部成本和风险。如此一来，煤液化项目成本过于高昂，且投资回报不明确。这些外部因素和风险是：机会成本、二氧化碳排放量、用水量和煤炭储量。

　　机会成本指的是，如果将这些钱用于别处，是否可以更加有效并便宜地解决中国能源问题。按照目前的草案，在2020年之前，中国将投入1300亿美元，年产1.3亿吨替代液体油品。这相当于中国1/10的液体油品需求，以及10%的石蜡需求，石蜡是重要的化工原料之一。这些巨额投资若果真付诸实践，就必须回答如下问题：这些钱如果用来发展城市交通系统，比如将其转变为电力驱动，或提高交通业和农业的能源效能，是否是更优的选择？或者，在油价走高之际，发展煤化工是否比直接利用外汇储备购买进口石油更经济。

　　目前，无论是在交通燃料的生产还是消耗过程中，都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煤液化生产油品过程中释放的CO2相当于传统油品制造过程中释放的CO2的两倍。在过去5年中，温室气体排放量迅速增长，这对于中国和世界都是个难题。很多国际机构和国家政府都希望与中国合作，投资发展清洁能源技术。如果煤液化工程付诸实践，无疑是与这些努力的初衷背道而驰，损害中国威信。而如果将贮存和捕获二氧化碳的成本计入成本，则其经济性就不那么吸引人了。

　　煤液化工厂投建和运行还需要大量水供应。但中国煤炭储量丰富的地区，正是降水量稀少，或者严重缺水的北方。实际上，北方的缺水问题比中国的石油安全更为严重。所以政府必须在解决水源问题的同时，还要权衡如何不对其他经济活动造成影响，避免对环境造成更深层次的破坏。因此成本还包括水供应和循环利用的花费。

　　最后一个问题则为煤炭储量。煤炭一直位于中国商业能源供应结构的核心。煤炭占电力原料80%左右，在商业能源结构中比例超过65%。尽管目前煤炭储量看起来挺充足，但还有三个问题不得不考虑。首先，政府在自己公开的这个煤炭储量数据上有多自信？过去7年中，煤炭消耗量和产量已经翻倍。如果用大量的煤炭发展煤化工，中国则面临着加速耗尽剩余煤炭储量的危险，届时中国将成为一个煤炭进口国。其二，即使这些数字是真的，大煤炭公司在应付日渐高涨的煤炭需求之余，还有没有足够的煤炭储量发展煤化工？其三，中国的大量煤矿无论是在管理水平、还是安全和环保纪录方面，都不令人乐观，政府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从根本上规范煤炭业吗？

　　因此，既然煤液化之可行性还没有在中国成功被证明，那么政府就必须尽职尽责，仔细评估成本和收益，看看这一大笔钱是否可能用作他途。